古代重大的决策中，都少不了玄学的身影。商王打仗也会看“九卦”。
而商代人主要依赖龟甲占卜。他们卜筮并用，但龟卜地位更高、更受重视，重大决策时两者结果都要参考。而对周代来说，筮法更普及、规矩也更多，有专门官员“筮人”掌管《连山》《归藏》《周易》三种筮书，负责九类事务的占筮。国家大事实行“先筮后卜”。生活中，选日子（筮日）、选加冠嘉宾（筮宾）、选墓地筮宅）、选祭祀代表（筮尸）都要占筮，流程复杂讲究！
除此之外，周朝“占卜师”还会有自己的“KPI 年终考核”。《周礼》记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意思就是把曾经占卜过的事件都记录在册，形成一个“数据库”类似的东西。占卜准不准，最终也是可以追踪、可以考核的。这两种“预测技术”的竞争，到现在都还存在着。
【内容简介】
探寻上古中国的神灵世界，追溯中国文化基因之形成。先秦时期，天、帝、鬼、神等观念深入人心，为应对之，巫、诅、占、筮等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乃至社会最高权力起初也是以“神主”的面貌出现的。这些思想和观念是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对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本书中，先秦史研究大家晁福林先生分别以“天与帝”“鬼与神”“巫与诅”“占与筮”“王权与神权”为主题，对先秦时期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以“虚妄”之镜反观现实，为读者打开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扇门。
【作者简介】晁福林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
著有《天玄地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先秦民俗史》《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上博简〈诗论〉研究》《战国史丛考》《夏商西周史丛考》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先秦民俗史》一书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上博简〈诗论〉研究》获得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书籍目录】
绪 论 神之源：中国原始时代社会观念的萌生及发展
第一章 天与帝
《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天”观念
附录 《山海经》的“天虞”和“天台”
《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帝”观念
附录 古代岩画中的祭祀场景
商代的“天”和“帝”
第二章 鬼与神
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
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的社神与社祭
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
第三章 巫与诅
商代的巫与巫术
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
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
第四章 占与筮
殷代易卦筮法初探
西周易卦筮法初探
“穆卜”“枚卜”与“蔽志”——周代占卜方式的一个进展
第五章 王权与神权
殷代的王权与神权
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制约因素
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文摘】神主与商代国家祭祀（节选）
商代去上古未远，其最高社会权力（亦即王权）除了靠初期的国家权力来巩固之外，还十分需要传统的神灵崇拜发挥作用。神灵世界实际上成了商王所持有的最高权力的保护伞。商王作为商代社会最高权力的代表，必须为这权力寻找依据，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尚书·汤誓》篇载商汤动员众庶灭夏时，历数夏桀败坏的德行，说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致天之罚。”奉天罚罪，就是殷革夏命的理由。那么，商王执掌社会最高权力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从《尚书·盘庚》这篇公认的商代文献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先后神灵”和“恪谨天命”两项，强调祖先神灵和天命。
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皆炫耀自己品德之高尚、能力之非凡，有的还编造出“龙种”之类的神圣光环放到自己头上，来为自己最高权位的合理性作证据。自夸和让他人来夸，无所不用其极。说来也怪，我们无论是从文献中抑或是从卜辞里都罕见商王自夸的文字。史载只出现过一位商王（即商纣王）颇能自我炫耀，可是他却遭到亡国的命运。不自夸并不能肯定是不想自夸，而是因为手中权力还不够强大因而夸不起来。然而，正所谓“盗亦有道”，商王既然不能靠炫耀自身来增强权威，那么，他就独辟蹊径，借“神”来达到目的。《礼记·表记》所载孔子的一段话颇可说明此点：“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商王率领民众侍奉神灵，并且切以神灵世界为先（“先鬼”），目的就是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商王历来坚持敬神灵而强己威的路线（“先罚而后赏”），颇有假鬼神以令天下之意。
商代祭祀中受祭的对象即人们心目中的神灵，这些受祭的神灵是以“主”的形式出现的。在殷人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神灵世界里，神灵固然虚幻，然而，作为神灵物化载体的神主则是现实的。商周时代物化的神主有石质与木质两类，称为“祏”或“宔”。《说文》谓：“祏，宗庙主也。”“宔，宗庙宔祏。”主、宔两个字当为古今字，并且祏也是主。所以主、宔、祏皆神主之意。殷墟卜辞里习见的表示祖先神灵的“示”字与“主”字通用，或者说两者为一字之分化。示，即神主，诸家之说比较一致。卜辞中有关于“示帝”的贞问，裘锡圭指出：“‘示’的本义是神主，‘示帝’可能是给康丁立神主的意思。”卜辞中有大量的关于“示”的记载，如“大示”“小示”“上示”“下示”“示癸”“示壬”等，分别表示不同的先王。为了称谓方便亦将神主用数量表示，称为集合神主，如七示、九示、十示、十示又几示、二十示等。和“示”“主”具有同等地位的还有“尸”。神主是神灵附着于物，称为“主”；神尸则是神灵附着于“人”，称为“尸”。“尸”亦有“主”之意，即人化的神主。春秋时期晋国祭天，“祀夏郊，董伯为尸”，韦注：“尸，主也。”可见董伯曾经为“尸”，作为天的神主受祭。《礼记·礼器》篇有“殷坐尸”的说法，盖谓殷代的“尸”是坐着受祭的。
商代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也没有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史记·殷本纪》所说的“比九世乱”，只是继统方式之不合常规而造成的短时段的王位继承之乱，而非社会动荡。这与商王恰当地采用神权来维护其统治有很大关系。频繁的大大小小的祀典，名目众多的祈祷，使得整个商王朝就是一座被神监视着的心灵监狱。众多的神灵（神主和神尸）似乎都在睁大眼睛注视着众人的一切行动，使祭拜者的心灵受到巨大而持久的震撼。法国学者福柯曾将监狱的无所不在的监视，称为“全景敞视主义”，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除了人对人的监视以外，还要靠“上帝”。福柯指出百年前欧洲的一些监狱，“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商代祭典上的神灵所展现的就有这种“注视”的效果。商王在祭典上自然也同样为神灵所慑服。
商代王权所受到的限制，这是其中之一。商代王权所受到的限制还表现在所祭神灵的多样性，反映了诸多方国部族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有较大影响，使商王不能独断天下。商王朝的占卜和祭祀形式上表面看来是商王的行为，实际上是国家祭祀，并非商王一人之祭典。
*以上内容摘自《上古中国的神：先秦时期的彼岸世界》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